【大紀元2023年08月04日訊】【編者按】這是一個大善與大惡共存的時代,善與惡的價值觀擺在每一個人的面前,針對這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罪惡,選擇從善、發聲制止,還是漠視、與魔鬼為伍,是我們必須作出的抉擇。該文記述了一個讓人心痛、讓人思考,最終讓人獲得勇氣站起來的中國人的故事……
(大紀元記者伊鈴多倫多報導)29年前,一場命運的操弄,把一個天真無邪、活潑陽光的青年捲入一場驚濤駭浪之中。從此,這位擁有優越生活環境、仕途坦蕩的年輕人,背負沉重的良心包袱,在負罪的陰影中隱姓埋名地生活。29年過去,當年的那位陽光青年到底經歷了怎樣的人生板蕩?
2015年2月一個最寒冷的日子,我執行一項事先並不知情的採訪任務,在多倫多一棟隨處可見的公寓樓裡見到了這位受訪人,那時,他以匿名方式公開了一段自己的親身經歷。8年後的今天,我們再次相遇,他終於鼓足勇氣,公開現身,完整地披露了至今還在繼續的驚天罪惡……
他的名字叫鄭治,下面是他的自述:(文內有活摘細節過於血腥,慎入)
第一部分 進入瀋陽陸軍總院
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在中國遼寧省遼陽市文聖區東京陵,有一棟六層樓高的商住兩用大樓,一樓是商鋪,二樓以上是住宅。那是一個繁華的街區,當地有名的東昇診所就在這棟大樓的一樓,診所的主人就是我父親,大家都稱他鄭醫生。
我父親在當地頗有名氣,退休前是153醫院職業病科主任,是醫院技術權威人物,他的論文發表在國內外專業雜誌上,還被收入中國首部「尋醫問藥台曆」。全院上、下員工見到他都畢恭畢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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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退休前就開了東昇診所,我家有祖傳中醫,擅長呼吸系統和消化系統疾病,如結腸炎、哮喘等。那時,診所人來人往、門庭若市,門前常常停滿市政府和軍區的車,當地市政府官員和軍區官員常常帶著司機、助手來診所看病。
我家就住在診所的二樓,我父親是典型的東北漢子,熱情、豪爽、好客,社交廣泛,來往的朋友很多,來人就擺一桌,要麼在家裡擺,要麼到對面的飯店。家裡經常是高朋滿座,當地市政府、瀋陽軍區好幾位高級別的領導都是我家常客,與我父親交情很好,那時侯家裡特別熱鬧。
我是家裡的獨子,父母和兩個姐姐都很寵愛我。別看我現在這麼內向,我以前性格活潑開朗,喜歡唱歌,朋友也多,經常和朋友出去吃飯、唱卡拉OK。那時,我在大連陸軍學校讀醫科,週末時常有軍區的小車接送我,大門站崗的士兵都認識我。有時候和同學翻牆出去吃飯,回來時,站崗的士兵一看是我,就放我進去了。
在當地,我家算是有一定地位的,我家要辦什麼事,基本上只要一個電話就搞定。
1994年我進入臨床實習階段,當時放假在家,等待找實習單位,沒事我會去診所幫忙。
有一天,瀋陽軍區後勤部的軍官老福來到診所,他一見我就說:「嗯,小治,你怎麼在家?」
我父親告訴他:「他正在找實習單位,能不能幫他找一個?」
「行、行、行。」老福連說三遍。
瀋陽軍區有好幾家軍隊醫院,都屬於軍區後勤部管轄。老福給我選了一家最好的醫院——瀋陽陸軍總院。幾天以後,他直接把我送到瀋陽陸軍總院,當天就辦好住宿手續。原來他提前就辦好一切手續了。這要是別人,連審批都需要幾天。
瀋陽陸軍總院(現北部戰區總醫院)就坐落在瀋陽市,是東三省的頂級醫院。能進這家醫院工作、實習,都是有來頭的,這點大家心裡都明白,從不互相打聽對方的背景。
我是軍區後勤部的軍官直接送進來的,在這裡更感受到十足的優越感。那時,實習的科室都由我挑選,我選擇了普外科、心外科、泌尿外科。這些都是醫院的熱門科室,也是醫院最掙錢的科室。
在醫院裡,並不是每個實習生都有機會上台做手術,因為帶教醫生要擔當風險。但是我到每個科室都有很多機會上手術台,大家都知道我有背景,醫生也希望跟有背景的學生接近。
中國是個人情社會、特權社會,這在瀋陽陸軍總院表現得特別明顯。在地方,只要有錢,就可以搞定很多事情;但在陸軍總院,光有錢,沒關係還不行。
醫院的病人都是那些軍區指戰員或當地政府官員。那時,無論在哪個科室實習,經常有軍官請吃飯、送禮,還有紅包。那時候的禮物都是些杯子、絲巾、菸酒之類。我作為實習生,查房的時候,病人會私下給我一兩百塊錢紅包。其他醫生拿的更多,但到底多少不知道。當時我家條件比較好,我通常不要紅包。
那個時侯,地方打架鬥毆的事情很多,但從醫院走出去的人都比較威風,沒人敢欺負。很多在這家醫院看過病的人都會留下聯繫方式,希望以後能多多聯繫。後來我也結交了一些當地各行業的朋友。那時候,我家有什麼事,只要一個電話就可以辦好。
這家醫院有器官移植,那是全國都有名的,很牛的。我記得在心外科實習時,當時深圳有一個富豪,他特意坐飛機到瀋陽陸軍總院換心臟。不過,那時還沒聽說過「活摘」這個名詞,這個富豪等了好長時間都找不到匹配的器官。還有瀋陽軍區一個高級軍官要換腎,等了3年都沒有等到,都是靠透析維持生命。
那時,醫院有很多人在排隊,換器官是很難的。那時候我就知道,其實器官很難匹配。
第二部分 參與活摘器官
祕密軍事任務
後來我轉到泌尿外科實習。有一天醫院突然接到瀋陽軍區的電話,說是一個軍事命令,要求醫務人員馬上上車,去執行一項祕密軍事任務。
當時大概是下午時間,大家剛吃過午飯。科主任開始點名,醫生、護士共6人,2名女性,一個護士長,一個護士,3名男軍醫,我也被點名。
沒被點名的醫生、護士被要求離開;點到名的人員則被要求留下來。然後科主任命令:從現在開始,所有人必須切斷與外界的一切聯繫,包括親人、朋友;任何人不得碰通訊工具。
電話機就擺在桌子上,當時,我很想跟家裡打個電話。但這是祕密軍事行動,誰也不能說。
然後,我們6個醫生、護士馬上集合,上了一輛被改裝過的麵包車。
我發現,醫院出動了2輛同樣的麵包車,我們上了其中的一輛。我不知道另一輛的情況。在麵包車的前面還有一輛軍車,軍車的門沒關,裡面是拿著槍的士兵。
當時,我一片茫然,不知道要去幹什麼。
車子馬上啟動,軍車在前面開路,出了陸軍總院,就上了高速公路。開路的軍車打著警燈,嗚嗚地叫,高速路上所有的車都讓道,車子飛速前行……
一路上,大家一臉嚴肅,誰也不說一句話。車內四周已用淡藍色布簾完全封閉,一路上也不讓看外面。透過布簾的縫隙,我看到前面副駕駛座上坐著帶槍的士兵。
過了一會兒,車開到靠近一棟建築物的地方停下來,大家下車。我發現,這個地方周圍都是山,建築物的周圍有穿軍裝的士兵站崗。有一個軍官走過來接待我們,那位軍官說,這是離大連很近的一個軍隊監獄。
活摘腎臟
當天晚上,我們一行住在當地軍隊招待所,那位接待的軍官和我們一起吃晚飯。在飯桌上,那位軍官對我們的負責人說,明天取的器官健康、鮮活;還說,是一位不到18歲的青年,他的父母曾花費一萬塊錢把他送到軍隊。
晚上回房間休息,我發現我們的房間外面有士兵站崗。
第二天早晨,我和一個護士隨2名軍人到監獄裡去採血。器官移植需要對血型,怕搞混。
取血回來之後,大家全都上車,車子很快啟動,開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停下,大家都安靜待在車上,誰也不說話。
透過虛掩的門縫,我看到,車子周圍全是站著拿衝鋒槍的士兵,所有軍人都是臉朝外,背朝內。
我和大家在車上等著,不許有任何動靜,氣氛非常嚴肅。我發現,麵包車後面的門沒有鎖死,是虛掩的。
過了不久,突然有人敲車門,隨後門被推開,有4個體格強壯的軍人押著一個人過來,上車之後,把那人平放在黑色塑料袋上面。車上早就鋪好了一個特製的黑色塑料袋,大概2米多長,很寬。
我一看,這是一個年輕的男生,他的兩隻腳被牢牢地捆住,那是一種特製的、類似於纖維的、很細的繩,繩已經陷到肉裡。他雙手被反綁在身後,他的脖子上也繞了一根繩,跟後面綁著雙手的繩連著。只要踩著他背後這根繩子,人就起不來,人一動,就勒住脖子,人沒法起來,掙扎不了。
這時,對面的醫生告訴我:踩住他,不讓他動。我按住了他的腿。我發現,他……的體溫是熱的,他……的喉部、正在流著鮮紅色的血,整個喉部被血流模糊,看不清傷口的形狀……
記者:鄭治1個字、2字艱難地講著,幾乎講不全一個完整的句子,他雙手十指緊緊地抓住胸前的桌子邊沿,身子橫向移來移去,站起來,又坐下,然後半彎腰,半站半坐;他的臉型扭曲,雙眼睜得老大,驚恐地看著我,又看著窗外,極度驚恐又無助,嘴裡反覆說著:「太恐懼了,太恐怖了……」
訪談進行不下去,我們被一種極度恐怖的氣氛包圍,時間彷彿靜止下來。過了好一陣,鄭治才開始斷斷續續講下去:
這時,行動開始,在護士的協助下,所有醫護人員迅速穿好手術服,包括帽子、口罩、手套,只留2隻眼睛。我是助手,負責剪動脈、靜脈、輸尿管。
護士長很快用剪刀剪開他的衣服,然後在他的整個腹部到胸部,用消毒液大面積消毒3遍。
這時,其中一個醫生拿著手術刀,從他的劍突下(胸骨下)作切口,一直劃到臍部,做一個大切口,他的整個腹腔被打開。瞬間,血啊、腸子啊一下子湧出來……
另一個醫生迅速把腸子推到對面,很快就取下一側腎臟;對面的醫生迅速地取下另一側的腎……
隨著手術的動作,我看到那個躺著的、可憐的人,他的腿在抽搐,他的喉部在動,但是已經發不出來聲音……
「快,剪動脈、靜脈!」醫生對我說,我拿著剪刀,對著血管剪下去,嘩,血一下就噴湧而出,我的身上、手上噴的全是血……
這血還在流動,證明人是活的。這太可怕了……
醫生的動作非常熟練、速度非常快。很快,兩個腎臟都取出來了,腎臟已經在醫生手裡了。醫生用生理鹽水衝洗腎臟血管,以防止血管粘連;另一個護士拿著一個恆溫盒,2個腎臟沖洗完後放在恆溫盒裡。
活取眼球
此時,對面的醫生讓我取眼球。
當時我坐著,我向那人的臉部看去……天啊,他正睜著一對十分恐怖的、無法用語言表達的眼神,看著我,正看著我……
恐怖,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恐怖。他正看著我,他的眼皮還在動,他是活的……
此時,我的腦袋一片空白,這太恐怖了!我嚇壞了,我全身僵直、發抖,虛弱無力,我已經不會動了。
難道是他?我想起頭一天晚上在招待所時,那位軍官在飯桌上對我們負責人說:不到18歲,是個非常健康的活體。
太可怕了,我對那位醫生說,「我做不了。」
這時,對面的那位醫生,馬上用左手手掌把他的頭狠狠地摁在地板上,2個手指把住他的上眼皮,右手拿止血鉗一剜,整個眼球就出來了……
我呆在那裡,我在發抖,全身是汗,已經虛脫了……
等待活體器官
這時,一個醫生敲了一下隔板,副駕駛位上的軍人開始用對講機呼叫。很快,後面車門進來4個軍人,用一個2米多長的黑色塑料袋把那個人整個套住。此時他已經不會動了,軍人把他拖到車門外停著的、一輛帶蓬的軍用卡車上,開走了……
「把他送到哪去?」 我問。
「很快處理掉了。」一個醫生回答。
「砰」地一聲,車門快速關上,啟動。護士迅速把所有的手術服、手術帽、橡膠手套收拾好,放在一起,等待回去銷毀。軍車晃著警燈,鳴著笛,在前面開道,麵包車以特快速度往回開……
回到瀋陽陸軍總院,有2個手術室的燈正亮著,那是正在手術啟用的標誌。我們很快把器官送到手術室。此時,手術台旁邊已經站著另一批手術醫生,他們早已準備好。
當時,我全身軟弱無力,已經不能再做任何事。科主任還想讓我上手術台,鍛鍊鍛鍊,但看到我的情形,就讓我在一邊休息。我在旁邊坐著,隔著幾米的距離,我能看到那些醫生正在做器官移植手術……
精神幾近崩潰
手術結束後,大家一起到一個高檔飯店吃飯,所有人都一言不發,悶頭喝酒、吃肉……
我木然地坐著,活摘器官現場的一幕幕,就像電影一樣,不斷地浮現在眼前,我全身細胞都處在恐懼之中。看著眼前的大魚大肉,我只想嘔吐,什麼也吃不下。
我向主任請假,要求回家休息,主任同意了。我連宿舍都沒回,直接回家了。
我開始發高燒,我媽媽問起怎麼回事?我不敢說實情,只是簡單地說參加了一個手術。我媽媽以為只是普通的外科手術,並沒有當回事。我不敢跟家裡任何人說起,家裡其他人都不知道。
很長一段時間內,無論是白天還是晚上,眼前顯現的都是那個恐怖的場景:那個用淡藍色布簾封閉的麵包車內,所有人都穿戴著白色手術衣、白橡膠手套、白帽子、白口罩,只有2個眼睛露外面……護士舉著強光燈往下照射著……底下躺著一個年輕的生命,我們的同類,一個活生生的人……他正被活體摘取器官……他的那雙眼睛,那個無法用語言表達的、痛苦的、恐懼的眼神,就那麼恐怖地看著我……看著我……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感覺快要瘋掉,整個人要崩潰了……
這麼多年過去了,經歷多年的心靈掙扎,那種恐怖的記憶仍然無法抹掉……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無法體驗那種痛苦。多少年來,我不想去觸及,有意迴避它。只要一提起這件事,我就無法自持……
一方面,我的內心極度不安,親眼見到鮮活的生命遭受虐殺,我承受不起再刺激,我不想再提起;另一方面,我擔心被中共追殺,被滅口……無形的精神壓力,使我痛苦不堪……
從那以後,我不想與任何人接觸,不想接觸社會,我變得非常孤獨。
記者:2015年那次訪談結束時,已是下午5點半,歷時7個半小時。過程中,鄭治時不時地淚眼模糊,但全程沒有哭出聲過。
在離開之後的幾個小時裡,鄭治每隔5分鐘就給我打一個電話,他擔心我的安全,擔心我被特務追殺,反覆叮囑我:「不能報,不能跟任何人說起。」我感受到他的善良和體貼,也被他的恐懼深深地帶入,彷彿我變成了他,也成了活摘器官的參與者,我惶惶不安,什麼也做不了。
5天後,我終於決定完成手稿,這是一項義不容辭的責任。鄭治最終也同意發表,用化名喬治。為了避開壞人尋找到蛛絲馬跡,我們開車在多倫多市轉悠,找了好些地方,終於找到一個空曠地。那是一個冰雪覆蓋的草地,在昏暗的天空下,我拍下了他的背影。
文章見報前夕,他要求我幫助他離開加拿大,他擔心被特務追殺。就在我把一切安排就緒時,他突然告訴我,護照過期,需要一個月才能辦理好。
8年後的今天,鄭治又坐在我的面前,儘管眼神仍然有些不安,但更多的是平靜、坦蕩。他告訴我這8年的生活經歷,也爆出了更多的黑幕……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文風、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