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切肤感受到大饥荒的时间很不相同。我读杨继绳先生（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的书《墓碑》（被中共列为禁书），四川的大饥荒在1958年就开始了，他父亲就是在1958年下半年饿死的。而在河北沧州的父亲是在1959年下半年感受到饥荒来了。
中共那时欺骗中国人：勒紧裤腰带，还清苏联债“，将大饥荒的责任推给了苏联。其实，真相是1958毛泽东发动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農工業生產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所谓的三面红旗，直接造成了大饥荒。而中共独裁下的党官对上谎报收成，对农民如土匪一样的强夺活命的口粮是造成农民饿死的原因之一。
毛共号召农民“低指标，瓜菜代“，而他却是山珍海味一样不少，真是共党酒肉臭，路有饿死骨”。奶奶由于长期慢性饥饿、过度劳累和心情压抑于一九六0年旧历正月初二仙逝，享年六十岁。
1960年开始，父亲的老师工作实际上已经是半农半读。一般是上午上半天课，下午带领学生门去田里找人或牲口吃的食物。1961年开始，学生人数已经明显下降，只好调整压缩，学校只留一至四年四个班，所有民办教师回家种地，只留下国办教师4人。国办教师原来有30斤粮食，现在要少给4斤，每月只有26斤。
为了填饱肚子，那时一般早上课，早放学，给学生留出拾山芋、拾胡萝卜的时间。老师每天动员学生上下午各一次，回来还得给其他班级上课，到晚上真是疲惫不堪。放学后，父亲也得去拾山芋去，家里还有老婆孩子等着吃饭呢。到了1961年秋天，这个活命的道儿也没有了，因为不仅地里没有山芋（红薯）了，地里马齿菜、苋菜、野包谷，凡是能吃的野菜几乎绝迹，连荤精墩都被刨光！榆树叶、树皮、玉米核等都吃光了！
那时，青壮年男女遭受困苦，男的饿的不是皮包骨，就是浮肿，蹲在墙根连站起来都困难；妇女饿的连月经都干了。村上每天有带孝的，经常听到哭声，但是也不可能正规出殡，挖个坑草草的就埋了。
父亲一家也是没有粮食吃了，怎么办？当时，父亲听说可以去山东买或换山芋干—一块钱一斤，这是个活命的机会啊。尽管对山东那地方不熟悉，但是又有什么法子？父亲和村上的农民一起先坐车到泊头镇。到了泊头后却不知怎么走了！幸好遇到一个姓李的，年纪比他们大，跑山东已经好几趟了。老李说，可以带他们一起走。于是从泊头镇坐上南去的客车，天黑到达德州车站。离终点还远，需要倒车，吃了晚饭老李带他们找机会坐上了运牲口的闷罐车，免费！但就是车里漆黑一片，还伴有阵阵臭味。
火车咣当咣当地走着，走了一整宿。天刚亮时，正过黄河大桥，从高处看黄河的水，好象一条带子似的。到了中午时分，火车在车站上停下，一打听到了曲阜车站。他们本应该坐到瓷窑就下车，坐过站了！中午在曲阜车站吃了点东西，下午花了三角一分钱买票，回到瓷窑车站，他们的目的地是新泰镇。夜晚到达新泰车站，下车后，在车站上露宿一夜。
天亮后，他们问着路，到达新泰镇。新泰镇里很多人家门口卖山芋，感觉价格有点贵。他们听说北边深山沟里卖的便宜，得出去百八十里地。一想，还是算了吧，就在新泰镇买吧晚上，在一个大队长的院里住下，露天和衣而卧。在他家买的山芋干，1元5角一斤。父亲说，你们这个地方搞得好，吃得饱。大队长说：“过去这个地方有一段时间口粮指标每天每人8分钱，饿死不少人！为了活命才大量种山芋！”
在新泰镇，父亲用衣物该换的换，用钱该买的买，山芋干、玉米、小麦约计60来斤，够一家人吃一段时间了！然后从新泰坐上火车回家，在瓷窑倒车。晚上买从瓷窑到德州的车票结果没买上，只好先买了到济南的车票。上车后，坐过济南，有一个临时上车的工人，被查补票罚款，父亲怕被查，就和老李商量，老李摇头示意不补票，沉住气！
车咣当咣当北驰，父亲心里一样忐忑不安。终于到达德州火车站，下车后，天已黄昏时分。老李说：“跟我来！”父亲跟着他转，转到一个大湾头上，那里的铁丝网踩出一条缺口，三人便从这个缺口处出去。到达车站外面时，父亲悬着的心才放下…这一趟山东行总共耗时8天，总算没有白跑，带回来活命的口粮。家里人忍饥挨饿的活了下来了，而当时所在的小村庄位于华北平原，总人口大约1200人，父亲记忆中饿死的就有50多人，那全国该有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