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后，中国百姓坠入悲惨的生活 

（6）中共文革

中共文革开始的时候1966年我9岁，在大连民生小学上学。

1966年

1966年7月学校放暑假，8月的一天突然学校通知学生们从家里拿洗脸盆,毛巾,肥皂等物品到学校。学生们拿着这些物品到学校后，看见学校所有的教室都被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占据，小学生们从家里拿的洗脸盆,毛巾,肥皂等物品就是给这些红卫兵用的。

一时间大连所有的学校（其实是全中国所有的学校，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都被全国各地大串联的红卫兵占领，走了一批又来一批，直到1967年过年也没有完。 这就是红卫兵大串联。我记得学校1966年7月学校放暑假，9月没有开学，要是开学的话，我是小学三年级。官方报道说：红卫兵大串連 是1966年8月到1967年3月。 确实，我们一直放假到1967年的3月才开学，我才上小学三年级。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中国！”“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是当时的宣传口号。“红卫兵”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奔赴全国各地，以无比狂热的革命热情，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

当时全国初中以上初中,高中,所有大专院校的孩子们，转眼间就全部都是红卫兵。变成了无恶不作的暴徒。他们揪走资派，斗地富反坏右，破四旧，干得兴高采烈，热火朝天。他们把昔日的老师用皮鞭抽死，把无辜的人关在黑屋里饿死；在所谓的地主婆身上跳忠字舞，将她们活活的踩死；将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活活摔死、砍死……他们做着这一切，没有一丝的不安和愧疚。他们干着一切最邪恶的事情，反而认为这一切都是最正义的革命行动。他们被共产党邪恶的教唆着，当时红卫兵们的口中高喊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针，不是温良恭俭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革命事业的犯罪”，这是当时各个学校的红卫兵从早晨到晚上在大喇叭高声播放的声音。本来是些年轻人，干着连禽兽都不如的事情。共产党就这样把人变成了兽。毛泽东操纵这些天真幼稚的年轻人是如此的得心应手。

1967年3月开学后，学校不是上课，是批斗老师，小小的学生整天被迫写批判大字报，今天批判这个老师，明天批判那个校长。几个大些的学生把要被批判的人押解到各个班级轮番批斗。1967年5月的一天，我们班正在准备批判校长李兆富，去押解校长李兆富的学生到指定的地方没有找到校长，到处寻找，在厕所找到时，李兆富已经吊死在厕所多时了。然后就说李兆富畏罪自杀，在操场全校批判校长李兆富。

打倒了走资派，斗垮了地、富、反、坏、右，砸烂了四旧后，他们开始了内战。一时间各个工厂的工人、学校的红卫兵们形成造反派组织。造反派分三个帮派，革联派，工总司派， 三联派。为了标榜自己是最正确、最忠于毛泽东的，最革命的团体，各个造反派组织大打出手，开始了一场大混战，“文攻武卫”，全面武斗，其残酷和惨烈，不亚于国共内战。

1967年一整年都是武斗年，造反派的三个帮派，革联派，工总司派， 三联派。平常的人不敢上街，街上经常有手持棍棒的帮派武斗的人。一天，坦克开到大连天津街把妇女儿童商店顶楼打的火光冲天，把妇女儿童商店顶楼烧毁，死了很多人。而那些在帮派武斗中被打死的都是些年轻人。我们民生小学离天津街不算远，都能看见天津街方向火光冲天。

大连卫生学校是三联派的，有一天工总司派打三联派卫校，卫校的学生在校内，工总司派在街上用坦克攻打卫校，把卫校的楼打塌了很多地方，卫校死了很多红卫兵。不知道造反派怎么能弄来坦克的。

1967年夏天的一天，我的外婆因为脑血栓在大连三八医院住院，我在陪护外婆。一天晚上医院里突然进来一些造反派的人占据医院，把当时住院的病人赶走，抬进很多伤员，那些伤员有的是胳膊，有的是腿，有的是头等等不同的部位都是血外涌，肉外翻的，那时我还小，我当时10岁，我不知道他们是哪个帮派的。别的病人都被赶走了，我是小孩，当时也没有电话找妈妈，只能呆在外婆的床边吓的不敢出屋，第二天我妈妈来了，才把外婆办理出院。

因为到处都是武斗不能上课 ，就把小学生都放假了。那时候我们学校门窗上没有一块儿玻璃，都在武斗的时候被打碎了。学校都被帮派的红卫兵占据，辽师和铁道学院的大喇叭整天高声播放着“毛泽东的诗词......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每个学校的墙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武斗留下的大大小小的坑。

人民生活在互相伤害中，夫妻子女间因为不同派别打斗，邻居之间互害。民生小学的一位刘姓女教师，刘老师家里有一台收音机，一天周日，刘老师想听听收音机，她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没有播放声音，她转了转找台的旋纽，发出吱吱的声音，被门外的邻居听到，邻居告发刘老师家里有敌台，不一会，刘老师家里就闯进来一群人抄家，向刘老师要敌台。

刘老师不知道什么敌台，抄家的人把刘老师家翻的底朝天，也没有找出什么敌台，直接把刘老师的家人打了一顿，又把刘老师打成反革命，把全家押送去农村，后来刘老师的丈夫在农村病死。

我的一位同学姓刘，她的父亲是大连某厂的一名仓库保管员，因为有一次一位工人向他要东西家里用，这位刘姓保管员认为自己不能把工厂的东西给人私用，就没有给他，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的人，过了几天带领一些人说刘姓保管员反对毛主席，把我同学的爸爸打死，把我同学全家，即她的妈妈，哥哥姐妹一家押送到农村，这种事情在当时的中国随时随地发生。

在持续近三年的武斗中，多少人丧生？官方至今仍讳莫如深。有学者估算武斗死者约有二至三百万人，其中最少有50万是红卫兵造反派。这些初出茅庐、不知天高地厚的红卫兵，被毛泽东利用，把自己陷入死地。

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各种研究数字与中共官方数字均表明文革中至少数百万人被迫害致死；而中共元老叶剑英曾在内部会议中透露，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千万人；邓小平曾向外国记者承认，“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 

人们吃的很艰难，粮站供应每人定量的玉米面不象现在的，很多都是榨过油的玉米加工成的，非常松散，难以捏成团，有些是多年的陈粮，到了嘴里又苦又涩，这种玉米面那时在定量范围内可以多买点。这种玉米面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陈化粮”，是国家严禁销售的粮食，连牲口都不吃。” 其它的口粮是每人每月“三两油，二斤大米一斤面；辽宁当政的一把手陈锡联被老百姓称为“陈三两”。 

1968年

我记得我们是1968年3月开学复课，教室的门窗只能用塑料布钉在窗框上。开学后我还是上小学三年级。因为1966年和1967年基本都是放假。

1968年以后各个学校都被各个工厂接管，叫厂管校。我们民生小学是大连造船厂的厂管校。

1968年到1969年上学，我不记得上没上文化课，只记得经常是在操场上听造船厂的工人讲话，说文化大革命好 怎样怎样。老师经常领着我们学生去电影院看样板戏，看完样板戏还得写观后感，好像每个星期都看一次样板戏，有的同学请病假，就说看样板戏是上级要求的，不准请假。再就是去造船厂看工人干活，替工人拿工具。老师上课讲课，说的是打到美帝国主义，支援亚非拉，教学生唱歌，唱的是“美丽的哈瓦那.....”，”...阿尔巴尼亚... 齐奥塞斯库”。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 哈瓦那, 齐奥塞斯库 等等是什么，一心只想着什么时候能吃饭呢，尽管是发霉的苞米面做的饼子，也没有让人吃饱的量。

大学没有开学，当时很多人都很穷，家里买不起煤烧炉子做饭，我们经常到有锅炉的地方去捡煤渣。因为锅炉倒掉的炉渣里有没烧透的煤渣。有一天我和几个小孩儿捡煤渣走在辽师（即辽宁师范大学）门口，看见没有人，就走进去看看。感觉辽师很破败，墙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大大小小的坑，门窗上没有一块玻璃，道路两边的草地上草长的挺高，不知道是教学楼还是宿舍的门，在风中被刮的哐当哐当响，看着挺吓人的，我们就走了。

1969年

中共九大 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召開 。中共九大前几个月，学校里，街道上到处都在教跳“满怀激情迎9大.....”的舞蹈。9大后， 学校里，街道上到处都在教跳忠字舞。学校，工厂，商场，任何地方都必须跳忠字舞。就连我们取水的地方旁边也在跳忠字舞，那时自来水还没有通到各家各户。一个取水点周围有几百户人家取水。好像1969年跳了一年舞，九大前跳迎九大舞，九大后跳忠字舞。我因为我的姥姥瘫痪，我要照顾姥姥，就没有去参加跳舞。

后来中共为了稳定人心，转移视线搞了个清理「三種人」。即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這「三種人」大部分是红卫兵。我记得把一些在文革中打死人的，打砸搶的抓起来很多，还枪毙不少。可这些人都是听毛泽东的话才干的那些事啊，应该把毛泽东枪毙才对啊。

被毛泽东利用过的红卫兵们，在不需要的时候被中共抛弃送到农村。 1968年后期，中共把1966年就是初中及初中以上高中，各大院校不论几年级的学生，即红卫兵们，几百万的学生都送到中国各地的农村去。表面上是解決的社會問題，其实就是红卫兵们被利用过后流放了。 从1968年下半年到1971年总是连续的往农村送被流放的红卫兵们。好像到1971年，城市里很少有15岁以上的孩子。15岁以上的人都被送往农村了，除非有病或者其它情况的。